“我早知道电池可能会炸，不敢做多。”
记者｜冯蕊
编辑｜王潇
赵杰没来得及反应，火从踏板下蹿出。整辆电动车烧成一个铁架子，他的右腿失去痛觉。
事故起因是他定制了一包锂电池，容量超过普通电动车电池的5倍。尽管他事先得知，商家“会用新能源车拆下的电池加工”。
相似的事故早已暗中涌现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.1万起。当年上海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1020起，由于改装非标锂电池引起的火灾占比超过一半。
直至南京电动自行车火灾等重大灾难事件发生，才将这些悲剧推向公众眼前。专项的整治陆续展开，产业的转动却从未停下。
这些电池为何起火？它们又从哪里来？当需求在规章外生长，风险也在漠视中蔓延。
起火的改装电动车。 受访者供图
“朋友没出什么事”
今年4月，赵杰终于能正常走路。他至今没搞懂，那个电池包里究竟装了什么。
去年6月，他买了小牛电动车的空车架，原装的铅酸电池“能跑50公里顶天了，不改开起来不舒服”。锂电池的重量比铅酸电池轻一半，寿命又是铅酸的两到三倍。
这并非赵杰第一次动起改装电池的念头。他跑过半年外卖，知道电压、容量越高，电动车就跑得越快、越久。
赵杰说，哪怕街上有了换电柜，送外卖每天跑100多公里，20安时的电池得换两到三次。同行配送超时，一天的收入就没了。
朋友介绍，当地有家店专做锂电池定制，用新能源车拆下来的电芯加工给两轮车用。
“朋友可没出什么事。”赵杰很信任，直接加了店家的微信“AAAA锂电池维修定制”，转了账。“要不是两轮车的空间有限、塞不下太大的电池，还能做得更猛。”
半个月后，一个傍晚，他把新车停下充电。充电结束后，他拔下充电枪，戴好头盔、拧起油门。
一瞬间，电池穿刺、喷火，整辆车烧起来，赵杰摔到空地上。几分钟后他的大脑才清醒过来，打车去医院。
医生鉴定他的右腿二度烧伤，局部的烧伤达到三度。赵杰长吁一口气：“幸好没爆炸，不然人直接凉了。”
他回忆，充电后明明看过保护板——那个本该在异常时切断电流、防止短路的装置，当时上面的温度、电压都显示正常。
赵杰发微信质问店家。连发十条后，对方回复，“非常难搞，我也尽力，我的时间和精力也花在上面了。”
赵杰不甘心，又磨了半个月，收到对方1800元的转账。而他的医药费已经达到38000元。
他决定咨询律师。
律师王跃进已经在锂电池行业代理了近十年案件。他发现，近五年来，随着锂电池逐渐替代铅酸电池，由加工、改装电池引起的火灾越来越多。绝大部分求助他的受害者是外卖员，“除了他们自己定制的电池包里有汽车电池，许多换电柜中的产品，其实也是对退役电池的回收和再利用。”
王跃进说，维权得先报警，只有消防部门出具《火灾事故认定书》，才能确定起火究竟是不是由电池质量问题引起。但鉴定费用起步是数万元。
“哪怕有了鉴定结果，涉及到的责任主体太多。”他列举，有电池生产商家、电动车厂家、车主本人，还有充电桩运营商，甚至物业服务公司，需要由法院去分配责任比例。一套流程下来，少说也要半年。
“公共事件影响大，政府部门会推动处理。”王跃进说，“如果是私自改装，很大的责任就要自己扛。”
赵杰不愿报警，也不想起诉。他得知，大厂生产的电池如果有问题，会为了维护声誉而私下调解。
他打听到店铺的位置，去实地看了看。那里只有一家小作坊，档口的卷帘门整条拉了起来。
“兄弟，你店呢？”他给店家发信息，“啥子意思，这是不管了？”对面没有回音。
“没办法，自认倒霉。”赵杰叹息。
赵杰给改装车充电。 受访者供图
赵杰与店家的聊天记录。 受访者供图
“我早知道电池可能会炸”
赵杰事后说，圈子里知道，这些做电池的是小作坊，惹祸会跑路。他没料到，“坏事会掉我头上”。
但他们不清楚，这样的店铺由谁经营，在全国还有多少家。
4月8日，在东部某县城，50岁的老板苏银辉正倚在门外。这是一间二十平米的锂电池小店，紧挨着法律援助中心。
苏银辉正让技工严冬定制一组电池包，工作台上堆满剪刀、胶布、电线。
“嗡嗡——”严冬的手机震了。
“兄弟，你这个电池为什么坏？”他提高嗓门，“你用了便宜货！我们那个保护板是带蓝牙的，有app，正常用它不会炸。”
40岁的严冬已经亲手制作了17年的电池包。圈里人也管这种技术叫做“手搓”。
2009年，他在上海跑外卖时，本想从正规厂家那里买电池。但即使不休息跑上一周，才能攒够钱买一组大厂的电池，况且“还是不够跑”。
他从网上淘来全新电芯，又搜索了自称大厂电池工程师的教程，自学了三天，组装完了。
那个电池包四年没坏，他又开始帮同行定制。
他向找上门的客户保证：“我才不搞垃圾的，只做天花板。”他找到电池厂家，求来管理系统的程序，确保快充、不耽误时间。
尽管如此，身边不时传来消息：“又炸飞老铁了！”
“我早知道电池可能会炸，所以我不敢做多。”严冬顿了顿，说道，最大的风险来自电芯质量。
在苏银辉的小店里，大部分是全新电芯，剩下的是新能源车报废后拆下来的旧电池。圈子里也称之为“拆机电池”。
严冬亲眼见过，一辆品牌的新能源车跑了30公里，还没达到报废里程，电池从车上拆下来后，已经发生了鼓包、局部隆起。这些电池内部生锈、老化，一旦重新充电，很可能发生短路，温度在几十秒内上升到数百度。“就跟个老头一样，外面看起来问题不大，里面已经坏了，随时会得病。”
“在现有技术下，锂电池本质上就没法做到绝对安全。”应急管理部的一位专家指出，比起铅酸电池，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更高，发生热失控的风险也就越大。“但不规范的加工，大大提高了火灾概率。”
一辆新能源车的电池包里有上百、甚至上千片电池，退役之后，每一片的内阻、容量各不相同。定制在一起充电，就像木桶出现短板，一些电池电量已满，另一些还在充电，极易短路。
“保护板只能监测外部电流，看不到里面。”专家强调，一旦内部剧烈反应，温度超过保护板阈值，断电也救不了。
严冬还见过，一些人定制时连防止短路的绝缘板都没加。他追问对方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，对方却岔开话题：“问啥？技术就是偷来的。”
“还有过度充电。”苏银辉补充，别家的保护板只要20元，店里用近两百元的板子，“会给人锁电，充电超过90%就不能充了。”
他点了根烟，和严冬唠起最近听说的一起新闻：“有个仓库，电池放得好好的，人前脚刚走，后脚就烧哩。”
县城里随处可见电池的使用场景。
小店里“手搓”电池的工作台。 记者 摄
“一个电池包，他什么电池都敢往里面放”
曾有外行的客户询问，万一买到拆机电池，和全新的分不清怎么办？
苏银辉自己也常常说不清电池源头。
五年前，他本想做电动车与电池一体的门店，有人叫他加盟，说进货一辆电动车，能比外面便宜五百块钱。苏银辉一次性进了几百辆，货没到手，对方卷款跑路了。从那之后，他变得谨慎，只专心做锂电池。
起初采购电池时，苏银辉只要全新电芯，直接从厂家进货。但厂家要求，“采购量最少几十万元，多则几百万。”他只能找中间商。
电池贸易商告诉他，拆机电芯更划算。一片120安时的宁德时代电芯，全新的约150元，拆机货便宜30到50元。一辆电动车要用十几片、二十片电芯，能省下几百块钱。
但拆机电芯来自哪儿？贸易商不在意。对方掰了掰手指，有报废厂、车贩子、其他的贸易商……“渠道不重要。”他说，只要电池不鼓包，里面的芯片平整，质量就没问题。
苏银辉又踩了坑。正规的电池都有出厂编码可查。他收到货，才发现部分电池被“磨码”：可溯源的编码被刮掉一大半，根本看不清。
“有了芯片的读写器还能套码。”另一位电池回收商透露，把健康电池的信息复制下来，解锁故障电池后，写入其中修改数据，就能为电池办一张假的“身份证”。
苏银辉还遇到过“虚标”容量的电池。对方声称容量60安时，苏银辉拿内阻仪一测，只有30安时。“我保修三年，这样的电池连三年都用不到。”
“我以前就在想，电池一定要打码，每组都要，这样我就能知道，这个电池从哪里过来，又出到哪里，修的时候哪边出了问题。不会被别人骗。”苏银辉说。
小店刚开张时，临街老乡问他，要不要一起做拆机电池？压压价，每年至少能卖三千组。
“我卯足了劲卖，一年也就一千组。”苏银辉眼看着，对方拿起鼓包的电芯，用压机压一压，表面就平整了。“一个电池包，他什么电池都敢往里面放。”
他刚考虑入伙，老乡卖出去的拆机电池就把客户的电动车炸了。别人上门算账，老乡已经逃跑。
苏银辉发现，老乡注册了一个空壳的新能源公司，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他从没听说过。“一开始就想忽悠的人，早就想好了法子。”
对方不时和他联系，说自己第一年去了苏州，第二年跑到安徽，去年在山东，跑到哪里就安个小公司，总问他，要不要一起干？今年过年后，两人才失去联系。
苏银辉说，要是有客户追查到底，肯定能把老乡揪出来。但两人开过玩笑，“一查肯定就能查出来，很难遇到哩。”
他有过念头，要不就合作两三年，赚一笔钱就撒手？
他记起自己被骗的经历，犹豫了。从小到大他没离开过县城，15岁在菜场卖鱼，24岁时又开了移动代理网点。一背上事，整条街的人都会知道。“我就想想。”他喃喃说道。
但他卖出去的电池越来越少，每年的销量滑到了几百组。“慢慢搞，挣不到钱。”
他忍不住询问车贩子、贸易商，“有没有拆下来的新底盘？”他强调，要那些没跑多久的测试车，电池在汽车里循环过的次数“用几根手指头数得过来”。
店里的厂房里堆满了全新电芯、电池产品。
苏银辉去电动车门店推销全新电池。记者 摄
“大厂不做，想买都没有”
傍晚，店里的计算器响起闹铃，旋律是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。
“突突突——”临街的老孙开着三轮车来了。他想找严冬定制一个推进器，给养殖鱼虾的船挂桨用。
苏银辉数着老孙递过来的纸钞，“多了。”他抽出两张，塞回对方口袋。两人默契地笑了。
“电池的市场在这里很大。”严冬掰扯，镇里常住的人口有四万多，多数人都在干养殖、种植，几乎每家都有一辆电动车、三轮车进货。还有钓鱼用的灯具、检测兽药的仪器……“一般的大厂不做这些（产品），想买都没有。”
他还没听说，今年4月起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新规开始实施，退役的汽车动力电池被明确禁止用于电动自行车等法律禁止的领域。
“但这几年法规确实越来越严，我做得更少了。”严冬说，他不愿四处再漂。
19岁时他便出了远门，去厂里打工。流水线停不下来，他一晃神没追到，玻璃就摔碎在地上。
离开后，他又去了义乌修车。前些年，涌入那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市场又“卷”起来。
严冬在县城有了家庭、孩子，渐渐没了那股奋斗的劲。他选择回到老家。他想要累了能抽跟烟、出去转一圈、跟人吹吹牛的日子，“要是着急，还能给自己加个班。”
他的手机又响了，客户要改装户外电源。“你把摄像头转过去，我看一下怎么搞。”严冬越说越急，他还赶着去吃亲戚的酒席。
苏银辉匆匆从店里揣了两包烟，他想再跑跑电动车行。
卖电动车的老板阿威告诉他，车行最在乎的是便宜。大厂会有区域代理商卖原装电池，价格比这里的店高出三成。还有质保的方便，一个大厂的电池包出了问题，得先送回代理商、再返到公司修理，一趟下来得20天。
“我们就隔几条街，喊一声我就来哩。”苏银辉笃定，在他的小店，基本当天或者隔一天就修好了。
他见到，很多电动车行的老板没有专业仪器，分不清楚到底是全新电池，还是虚标的拆机货，看到价格合适就收了。没过一个月发现电动车才跑了几回，电池质量就出了问题，天天骂“那些卖锂电池的全是骗子”。
“乡亲一个个嫌我贵，自己家里用的电池都找我来做。”苏银辉苦笑。他算了笔账：每卖一块电池，如果只挣几十元钱，三笔生意就能赚两百多元。只要能在乡镇的100公里内推广开，薄利多销，日子也能过。
他搬来几箱全新电池的样品，把自制的海报贴在车行门口，却没留下电话。从小销售的经验告诉他，“东西够好，人家会主动来找。”
如今，赵杰的右腿还留着一道疤痕。
他看到，在他所在的城市，电动自行车的专项整治已经开始。交警陆续在路口抓改装的电动车辆，被发现就得行政处罚。
他再也没有改装，“我可不会撞南墙。”
（文中除王跃进外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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